赵晨 | 欧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困境
作者简介
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笔者谈谈欧盟的世界秩序观，讲三个问题：一是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进行解析，二是欧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三是现在欧盟面临的世界秩序困局，并做一些展望。
欧盟作为西方自由世界的腹地，实际上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拥趸。约翰·伊肯伯里提出的说法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简称LIO），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其实要比“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称谓更准确，因为这一秩序不仅涉及国际关系层面，而且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相关。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具有三重含义，第一个层面就是国内政治层面上的自由民主制。西方自由主义强调政治体制上实行以自由选举为核心指标的代议制民主，还要辅以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等其他要素。这是讲的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制度。美欧均赞同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其“民主”模式，促进全球的“民主化”，这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政治内涵。第二个层面是国际经济层面上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国际关系三大理论中的“新制度自由主义”，无论是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写的《霸权之后》，还是他和约瑟夫·奈（Joesph Nye）合写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所强调的都是经济相互依赖和跨国联系“使得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经无足轻重”。第三个层面是国际合作层面上的机制化和法治化，强调国际组织在协调各国利益和解决国际争端中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应该包含这三个层面的意义，单讲这三个层面中的一个或两个，都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
从历史时序来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可以分为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可以叫作冷战时代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1.0版和后冷战时代的2.0版。在1.0版时代，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主要限于西方世界这个地理范围，民主化讲的是西方国家，是在所谓的东方阵营之外的西方世界。自由贸易，主要为西方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国际合作层面更为广阔，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组织相继建立。到了2.0版时代后，这个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三点内涵都出现了扩张趋势。政治民主化层面，除了在地理范围上蔓延到原来的东方阵营，一批苏联国家、东欧国家都实现了民主转型之外，民主化的内容、价值观也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内容，比如人权的含义就大幅扩张，性别宽容、社会权利、环境权利等，都被纳入评判其他国家是否自由民主的指标体系里。这与西方国家自身的价值观演进有关，堕胎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性别问题（如对LGBT是否宽容）等问题都已经进入了它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中。在国际经济层面上，冷战结束打破了两大阵营的壁垒，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内出现的“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的说法，其实主要指的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第二层面上的自由贸易投资和经济相互依赖，而非第一或者第三层面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内涵。在国际合作领域，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1.0版时代，也即在“二战”后建立起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多边主义机制都是在主权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信奉不干涉原则，而且保护国家自由管理本国经济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促进自由主义，因此是主权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机制，是以实现共处为目标的协调型的世界秩序。但是冷战结束以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和制度中，有一些就是以“人权高于主权”或者“人道主义干涉”等原则为指导，在这些新国际机制中，非政府组织（NGO）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自由主义”的“泛道德化”，侵害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所以德国学者坦妮娅·博策（Tanja Boerzel）等认为这些国际机制是为了实现西方世界的自由派人士的世界性社会理想，比如人权、法治、民主、自由迁徙、性别宽容等等理念而强化起来的，它们并非“以规则为基础”，而是会侵入到其他国家主权管理范围之内的“侵入型”（Intrusive）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欧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中包含上述三层次的内容。虽然它跟美国有一些区别，但基本出发点是一致的，包括在全球促进政治民主化。1989年10月，雅克·德洛尔——欧洲一体化史上最出色的欧盟／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之一，在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发表演说时阐述了欧洲的世界观，他引用了1948年在海牙召开的首届欧洲统一运动大会一位宣言起草者的话：“欧洲的最高目标就是保证人的尊严，以及自由——这一人的尊严的真正形式……我们不仅要在我们的大陆联盟保障我们欧洲已经得到的种种自由，也要将这些自由的益处播撒给世间诸人。”只是欧盟对外推广民主的方式没有美国激进，它更愿意发挥自己的经济吸引力和规范软实力，以接触而非军事手段影响对象国。但它的政治正确范畴甚至超过美国共和党，比如废除死刑就是欧盟坚持推广的价值。
在国际经济层面上，欧盟和美国的区别在于，它比美国更强调“嵌入性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北大唐士其教授认为译为“改进型自由主义”更贴切原义）。“嵌入”或“改进”更多地强调平等价值，强调社会福利和国家托底。福利保障是“二战”以后西欧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欧洲一体化和国际经济运作中，欧盟也重视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在对外经济援助方面欧洲国家相对更加慷慨。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欧盟要比美国更愿意“均贫富”，比如2011年欧盟委员会就曾应民众呼声，提出实行金融交易税（FT，即托宾税）的建议，对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交易征税，而法国已经实际征收金融交易税多年。
在国际机制领域，欧盟比美国更愿意以国际机制协商和解决国际问题。这里既有实力原因，美国是霸权国家，欧盟的成员国以中小国家为主，所以它更强调用国际机制、国际合作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这与历史文化也有关系，法国经济学家、IMF原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曾言，“欧洲人对世界的组织形式有不同的观点：不应在一间椭圆办公室里单独做决定，而应在国际机构框架内共同做决定”。欧盟对国际宪政也更加尊重和向往，国际刑事法庭（IC）即来源于欧洲的外交努力，却并不为美国所接受。对WTO的上诉机构，欧盟持赞成态度，反对美国政府拆台。
动态来看，近年来欧盟的自由主义秩序观呈现出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综合的、宪政式的自由世界主义特征。欧盟的世界秩序观同美国民主党人比较相近，与共和党人相距相对更远。美国民主党精英与欧盟精英之间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曾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务院政策研究司司长的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其所著的《世界新秩序》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正式组织周边或国内舞台上的官员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非正式网络才是世界规范和规则的制定者，比如欧美各国国内法官之间的交流和互学互鉴构建起全球法律体制。对此，布鲁塞尔的欧盟精英深以为然。
再说一下困局，现在出现了三种对欧盟世界秩序的挑战：首先是欧盟内部显现认同政治裂痕。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自2015年执政后，对其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欧洲法院裁决认定其措施有违欧盟的法律秩序和价值观念，对波兰处以每天10万欧元的罚款；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因拒不遵从欧盟的难民政策等原因，也被欧盟认定为“民选独裁混合政体”。由于波匈两国的“民主不达标”，欧盟停发了预算案中应拨付它们的数十亿欧元的“凝聚基金”和高达数百亿欧元的“新冠肺炎疫情复苏基金”。这些现象表明欧盟这些自由主义理念甚至没有完成内部“同化”，在一些天主教国家，妇女的堕胎权、LGBTQ等性别权利也有激化矛盾的潜在可能。其次是所谓“非自由”国家的崛起。欧盟理事会前主席图斯克曾言，中俄两国同为欧盟的“外部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曾说“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当你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那就是你衰落的开始”。再有就是地缘政治的回归，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这场危机让地缘政治安全因素压倒经济发展和繁荣动机，逼迫欧盟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立场迅速保守化。
在2.0版本的欧盟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一、二、三层面的内容相互交织和渗透，正常的经贸、投资活动和国际合作中渗入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因素，以“民主”和“进步”价值观为名的经济制裁破坏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的贸易和投资自由，滋长了经贸活动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不良风气，这些单边举动也违反了欧盟所崇尚的国际法治和多边主义原则。政治层面的所谓自由主义“扩张潮”会给世界秩序稳定带来反噬效应，“毁灭”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可能正是美国和欧盟自己。
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三种情形：
第一，欧盟理念从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版回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1.0版。内外交困，有可能会让欧洲重新发现主权的意义。202年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总理访华，笔者注意到在他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习主席说“我很欣赏德国前总理施米特的一个观点，就是政治家应当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赫尔穆特·施米特（Helmut Schimidt）20世纪７0年代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他是一位欧洲的知华派政治家和哲人。“宁静地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恐怕主要是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如果无法改变，欧洲或许可以率先接受；对经济和国际机制中“那些能改变的”因素，中欧双方则完全可以以平等的姿态相互磋商，互谅互让找到共识和利益交叠点。
第二，欧洲可能会变成一种保守的欧洲堡垒。经贸和国际合作领域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武器化”现象。俄乌冲突爆发后，世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欧洲，在对俄斗争中，欧盟将其与俄罗斯的经济相互依赖包括能源相互依赖关系反向“武器化”。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也没有发挥缓和冲突的作用，而是变身武器化的“战场”。俄罗斯足球队不能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预选赛，甚至俄罗斯的猫都受到制裁，各种多边机构、国际标准机构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化，欧盟会变得更加保守，压制自己内部的不同声音，对外树立共同边界，而且有可能和美国结成更紧密的同盟。
第三，欧盟也存在分裂和解体的可能。无论在哪个成员国，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感都无法超越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认同政治可能催生更多和更强大的欧洲民粹政党，反欧盟的势力正在积蓄力量；地缘安全威胁加剧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减弱，也有可能让欧洲各国重新相信“丛林法则”，动力日渐衰竭的欧洲一体化和依靠制度惯性维持合法性的欧盟已很脆弱。
如果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用世界的多极化取代美国的单极霸权，并且设想欧洲会成为世界多极中的一极的话，笔者个人认为欧盟迄今并未做好实力和心理上的准备。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 总第十六辑